招聘求職市場迎來兔年開門紅：春節假期剛過，一場場"搶人大戰"已在全國各地悄然打響，開啟各種線上線下招聘活動。

上海平均月薪10605元薪資全國最高

根據58同城、趕集直招調查顯示，春節假期結束后的三天，求職投遞簡歷量環比上漲73.94%。從薪資層面看招聘需求，全國招聘需求量排名前25的城市中，招聘企業平均月薪為8203.56元，與去年持平;上海招聘平均月薪全國最高，達到10605元。深圳為9903元，廣州為9266元。此外，杭州、北京、武漢、鄭州等城市的招聘薪資也相對較高。

求職需求方面，會計師與銷售代表需求環比漲幅均超過100%，倉庫管理員漲幅為96.36%。其他熱門求職崗位為商務司機、貨運司機、文員、營業員、分揀員、收銀員等等，涵蓋了倉儲物流業、服務業、制造業等多個熱門行業，其中商務司機的平均月薪最高達到11632元。

母嬰服務類月收入平均增加1000元左右

上海春節前夕一度出現“護工日薪700元難招一人”的缺工現象已穩步緩解，過完春節，家政員收入已恢復至常規水平。

上海一家家政公司主管表示，母嬰服務類的月收入較之年前平均增加了1000元左右。如原先根據月嫂的評級，月收入在8000元至14000元左右，年后則漲幅至9000元至15000元之間。

其表示“月嫂、育兒嫂一直是家政員中收入較高的群體，但其入行門檻要求也比較高。我們對月嫂、育兒嫂的年齡要求是一般不能超過50歲，根據技能等級分為4檔，進行相應的薪酬匹配。”

目前上海家政行業整體復工率在7成左右，預計正月十五可恢復到節前水平。

職場年齡焦慮從何而來?

別讓年齡門檻給就業路添堵

正值春招時段，記者在多個招聘平臺上看到，一些企業將30歲作為招聘年齡上限。這也讓不少求職者感嘆，“職場的35歲中年危機提前了。”在受訪專家看來，人口紅利趨減、老齡化加劇的背景下，對招聘設置“年齡門檻”不利于人力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充分利用，同時，也損害了勞動者的平等就業權。

30歲成求職“年齡門檻”?

長春的楊立華專科畢業后一直在服飾和時尚快消品行業工作，做過店員也當過主管。他告訴記者，這個行業的從業者大部分是20歲出頭的年輕人，流動性相對較大，他此前也多次跳槽，不過這兩年，能選擇的崗位越來越少。

“最多的時候，一天面試了3家，但都因為年齡被拒了。”春節過后，來自長春的楊立華再次加入求職大軍。去年11月開始，楊立華一直在找工作，但在投簡歷和面試過程中，他發現很多公司都把招聘年齡限制在30歲以內，37歲的他因為“超齡”吃了不少閉門羹。

長春某村鎮銀行招聘零售客戶經理，要求年齡30周歲(含)以下;上海某信息技術公司招聘人事專員，要求年齡30歲以下;濟南某數字科技公司招聘行政助理，要求年齡30歲以內……在各大線上招聘平臺，記者看到，不少企業在招聘時都把30歲作為“年齡門檻”。

來自江西的李貝今年31歲，她在找工作時就因為“年齡紅線”被擋在了門外。

李貝給自己定的求職目標是月薪5000元，能雙休。此前，她在一家商場面試了童裝、女裝等服裝銷售崗，均以失敗告終。

李貝告訴記者，一家女裝店的面試官明確表示，“店里的銷售都要27歲以內的”，還有一家服裝店的運營總監向她透露，“如果超過35歲，根本進不了面試”。

“不管是線上求職，還是在線下的人才市場，明顯能感到用工單位對年齡的要求越來越嚴苛。”楊立華告訴記者，自己上有老下有小，現在只想盡快找份能立即入職的工作，緩解房貸和養娃壓力。

職場“年齡焦慮”從何而來?

為什么企業在招聘時更青睞年輕勞動力?一家制造企業的資深人力資源負責人田文倩向記者透露，對于一些勞動強度較大的崗位，企業會擔心年齡大的員工體力跟不上、熬不了夜，而且年輕人有沖勁，沒有家庭束縛，能更好地沖業績，拖家帶口的中年人在企業眼中“性價比不高”。

田文倩同時指出，特別是在一些新興行業，尤其是互聯網行業，對企業來說，在工作中習得的技能和經驗并不是最重要的，基于新知識、新技術的創造力、創新力更為重要，提升職業技能的方式已經不完全靠時間積累。

27歲的程序員胡宇飛對此深有體會。

行業動蕩疊加疫情影響，畢業3年來，他幾乎一直處于找工作的狀態中。從西安到南京，再到現在的武漢，他輾轉換了3份工作。而在他任職的每一家互聯網公司，年輕化都是招聘關鍵詞，管理層的年齡也幾乎都在35歲左右。

他的心里有一條明確的“紅線”——如果到了35歲還在一線敲代碼，那就危險了，很容易被淘汰。

采訪中，記者發現，越來越多的職場人都會在30歲左右感到“年齡焦慮”——擔心在現有崗位面臨淘汰危機，再就業時因為“大齡”再次受阻。

此前，“智聯招聘”發布的《中高齡求職者就業問題研究報告》也指出，在對從業者自主知識更新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的行業，從事標準操作或事務性工作的中高齡求職者容易被年輕職場人或人工智能取代。

將年齡歧視納入反就業歧視范疇

在受訪專家看來，將年齡作為招聘門檻，對勞動者、用人單位和社會發展均會產生不利影響。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副教授張艷華分析說，對勞動者而言，年齡歧視有失公平，不利于其職業長遠發展;對企業而言，歧視性用工可能會將真正有能力的勞動力擋在企業門外，而一旦勞動者無法順利進入職場，會減少勞動力供給，導致勞動力短缺、用工成本上漲;對社會發展而言，在人口紅利逐步消失、人口日益老齡化的背景下，不利于社會人力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充分利用，也會造成人力資源浪費。

“根據勞動法，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就業促進法中也有規定，用人單位招用人員以及職業中介機構從事職業中介活動，必須向勞動者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和公平的就業條件，不得實施各種就業歧視。”廣東廣和(長春)律師事務所律師王雨琦說。

在相關法規中，雖然沒有明確將年齡歧視列為就業歧視，但是已經為反就業年齡歧視留下了空間。

王雨琦進一步解釋稱，勞動法對于反就業歧視進行的是封閉列舉，反對基于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不同而進行歧視，而在就業促進法中，在前述四者之外增加了一個“等”字，這就意味著，認可了反就業歧視事由的開放性。

王雨琦還建議，除了勞動者自身保持學習能力、不斷“上新”技能，企業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對員工開展職業培訓外，也要在國家層面引入積極的就業促進政策，通過職業培訓、社保補貼等方式，引導用人單位在用人和招聘時不將年齡作為門檻。

此前，全國兩會上，有全國人大代表建議逐步取消公務員錄用的35歲門檻。專家表示，拆掉這一門檻，并不僅僅是要求公務員崗位開放年齡限制，而是希望通過改變招錄方式，在全社會形成摒棄就業年齡歧視，適應老齡化社會發展需求的共識。

(文中部分受訪者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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